有人说，如今的社会对职场女性越来越坏了，尤其是开放二胎政策以后。很多女性，为了保证职场上的通畅，不敢嫁，更不敢生。所谓“母职”对于女性来说到底是什么？已经走在了带娃路上的女人们，她们的自我发展和自我成就，该如何得到实现呢？成为一个好母亲，与成为一个好老板、好员工，两者永远不能兼容吗？今天的故事来自“笨笨”妈：一位美国哥大女博士，笨笨出生后，徘徊在学业、事业与母职之间，写下了下文的感想。
明天就是“母亲节”了，然而作为一直站在母职与职场间左右为难的母亲们，痛点从未消失。笨妈的故事只是抛砖引玉，我们希望倾听更多来自你们的声音。如果你愿意，非常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故事。
孩子出生后，带来的是“母职惩罚”
社会学有个著名的术语叫“母职惩罚”，生动概括了有孩子的女性在职场遭遇的系统性弱势。在还怀着笨笨的时候，一向事业为重的我就多次向教授们表达了这样的担心：我不想成为母职惩罚的一个统计数字。
然而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怀笨笨的时候，我不得不取消了原本参加暑期统计班的计划。因为那个时间已经太接近预产期。一向顽强的我不想放弃，多次和医生确认是不是可以坚持。结果当然是不可能。不但医学上有风险，生过孩子的朋友也提醒我：到时恐怕你笨重得连坐都坐不住了。
放弃了统计班，下一个问题便是能否如期毕业。所有的老师同学都劝我不要强撑，延期一年又何妨，但我不想放弃。在承受着巨大压力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也不得不接受需要延期的现实。母职的代价不只在学业和事业。鲜为人知的，还有生育带来的身体创伤和伴随养育的时间贫困。
笨笨出生于8月下旬，产后不到两周，新学期就开学了。无奈哥大课业要求严格，于是伤口还没愈合的我，靠着止疼药硬是坐进了课堂，一坐俩小时直到痛感麻木。为了兼顾学业、家庭和孩子，我们很快又从纽约搬到了笨爸所在的华盛顿。于是还没出“月子”，我就背着吸奶器，日夜兼程地每周一次往返纽约上课。为了多陪孩子，我硬是把4门课塞进了一天。凌晨四五点起床赶车，五个多小时的车程后，我开始8个小时无间断地上课。这一天中，我上课听课、下课在母婴室抽奶，吃饭和去卫生间都要利用上课时间。晚上8点上完课，又要马不停蹄去赶回程的车。有时因为地铁延误错过车，只好再等一小时后的下一班。回到家时，常常已是凌晨两点甚至更晚。
这还不是最难的。最让人头疼的，是笨仔死活不肯吃奶瓶。秋假过后的那周，因为中间太久没吃奶瓶，我早上离家去纽约后，不到3个月大的笨仔连续9个小时滴奶没进。在远程视频唱歌、引导均告失败以后，我决定缺课立即回家，危机解除后再转头去上课。那段时间，紧锣密鼓的学业和育儿加上睡眠不足，整个人的运转全靠肾上腺素在支撑，于是脸都是浮肿的（其实至今也是……）。
然而，这样勉强撑着的，又何止我一个。看看身边的妈妈们，有几人不是上班带娃狼狈应对？我的亲朋中，有好几位妈妈在有孩子后很快瘦的不成样子，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她们发福的老公。对于这种情形，笨姥曾一语中的：我怎么觉得，现在的女人比以前还惨呢？
全球各地的女人都在经历时间贫困
2016年，以减贫为使命的比尔*盖茨基金会又有了新的使命。米琳达*盖茨在她发布的年度公开信中说：“你是不是每天都盼望一天不只24小时，这样你就能有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，见见朋友，甚至去趟健身房？我想告诉你：有这种愿望的，不只你一个人。全球各地的女人，都在经历时间贫困。”
在这封信中，盖茨援引了全球多个国家的数据：从做饭、洗衣到照顾老人孩子，全世界平均来看，女人每天比男人多花4.5个小时在无偿劳动上。这种男女的劳动时间差距，少则是北欧的每天45分钟，多至印度的每天5个小时。如果我们量化全球女性一年的无偿劳动，其价值总额可达1.5万亿美元。与此相对应的，是女男休闲时间的差别。以美国为例，美国男人平均每年比美国女人多花74个小时在运动和休闲娱乐上。而中国是什么情况，更是可以想象。
盖茨说，我情不自禁设想这种时间上的不公平会如何影响两性的的生活质量。调查显示，女性患抑郁和睡眠障碍的概率，是男性的两倍。盖茨指出，改变这一状况的前提是：我们首先得意识到，这是一个问题。
普林斯顿大学的女教授安妮∙斯劳特，是一位出色的公共政策学者，也是颇具领导能力的实干家。生活中，她是两个男孩的妈妈，与同是普林教授的丈夫一起居住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。克林顿政府期间，她被任命为政策计划部主任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担任此职的女性。然而在这期间，她不得不每周在新泽西和华盛顿之间跑来跑去，只有周末才能回家。这时两个儿子正处叛逆的青春期，她的丈夫一个人搞定两个孩子非常吃力。两年结束后，就在政府试图提拔她担任更高职位之时，她选择了放弃，因为她不再认为做女超人能够解决女性面临的难题。她想在儿子成绩下跌或惹麻烦时能够陪在他们身边，并且，也实在不想错过儿子上大学前在家的最后两年。
这段挣扎和这个艰难的决定，促使斯劳特重新思考了职业女性的困境和出路。斯劳特在《大西洋月刊》发表了一时引起轰动的文章：《为什么女性仍然不能两者兼得》。文章直指一个形成鲜明对比的现象：男人可以轻松地事业家庭兼得，而女人却不能。斯劳特指出，新时期性别不平等的根本原因：育儿和家务劳动仍然被默认是女人的责任——视家庭为敌人的工作场所文化，以及儿童照料机构和服务的缺乏。
我对斯劳特的经历和想法深有共鸣，然而也不得不感叹：她生活的还是性别平等指数排名远高于中国的美国，本人事业已经非常成功，伴侣也是分担照料劳动的“新男性”。而没有这些幸运因素的中国女性是什么处境，自是不言而喻。
我也深知，文化的惯性异常顽固，母亲处境的改变不是一日之功。放眼周围的世界，基本都是妈妈和姥姥、奶奶在带娃。而笨姥那一代的女性，整个青壮年时期都在生孩子、养孩子中度过，临老又要把晚年奉献给孩子的孩子。让我们不要再将姥姥、奶奶帮带孩子，视为理所应当了。为了让妈妈和我们未来的女儿，能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，我们现在可以做的，或许是让孩子可以少问几句，“爸爸去哪儿了？”
孩子属于整个家庭，所以，养育孩子，人人都有责任，不是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