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术史是个巨大的漏斗，太多的秘密，被艺术家单一的视角遗失了。今天，陈丹青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位眼睛不安分的画家，卡帕齐奥。他总是越过故事主角的肩头，张望远处正在走动的人，在故事主线的缝隙中间，插入次要的讯息。他的贪婪观看，为我们留下了十五世纪的威尼斯完整的肖像：有意无意的闲笔、闲人，主题之外别的忙碌、别的精彩，日光下的一切，仍在生机勃勃地发生。
今天，我们也来介绍一个人和他的一副画。
清代画师徐扬和他的《乾隆南巡图》。
中国画史通常看不起徐扬，他的宫廷同事郎世宁，倒是享有声誉。这位意大利画家为皇帝和嫔妃画了不少肖像，半生供奉朝廷。
郎世宁带来了西洋绘画技法，向皇帝和其他宫廷画家展示了中西绘画结合的魅力，先后受到了康熙帝、雍正帝、乾隆帝的重用，死后和利玛窦、汤若望几位传教士葬在同一个墓园，就在北京阜成门外。徐扬的墓在哪里？希望知情的专家告诉我。
画家有两种：专注主角和专注一切
透过卡帕齐奥我历历看到了当年人声喧哗的威尼斯
乾隆南巡的苏州，后来号称"东方威尼斯"。去年我在苏州办展览，拼命找"威尼斯"，可是找不到。
今天我们去真的威尼斯看看十五世纪的画家，其中有位卡帕齐奥和徐扬非常像。但他比徐扬的命运好一点，美术馆设有他的专厅。我在里面盘桓好久，看来看去，气得胃疼。可是我对他也是一无所知，除了他的画。
除了画宗教故事，他和徐扬干着相似的勾当，就是描绘水城威尼斯的盛典。卡帕齐奥的画，人物更多，散在中景和远景。
欣赏他是个精力弥漫的家伙，主要是，眼睛不肯安分。
他总是越过故事主角的肩头，张望远处正在走动的人。我不知画中典故，但我历历瞧见了当年人声喧哗的威尼斯：公子、少爷、帅哥、小流氓、野孩子，还有无数来自近东的人。那个年代，威尼斯船队已经和近东人大作生意了。
从前的各国王朝，都会雇佣画家描绘丰功伟业、礼仪大典，而繁华的场面总要铺张。比如徐扬的《乾隆南巡图》，恢弘阔达。中国人一早发明了长卷画，最长的篇幅长达一百多米，单是论人物多，场面大，西洋人弄不过《乾隆南巡图》。不过长卷画里的小小人顶多半寸，几笔一勾，便是一人，那个头呢，差不多就跟绿豆那么大。
如果把中国的长画卷看作是平铺开来的"长焦距"，那么西洋画玩的是纵深的"广角镜"。西画求真求实。卡帕齐奥画画一个美男子修长的小腿，小腿上穿了一双花袜子，脚上又是一双花鞋。
光是那条小腿，那个鞋，至少画一两天。这点功夫，徐扬有几十几百个人，都画出来了。
一切都在发生
我们为什么不把镜头从主角身上挪开去看看那些次要的小人物？
威尼斯画家不设目光的立场，眼睛很忙。与之相对，弗洛伦萨画派是有选择的观看，导向所谓"人文主义"，总有一个"主角"。
卡帕齐奥不愿漏掉被他瞧见的人，老是两眼开小差。他喜欢在中景、远景、这里、那里，描绘不相干的场面和次要人物。
你看，廊柱空隙中，年轻船夫的俊美背影斜出来；庄重的礼仪正在举行，远处的闲人却在游荡玩耍；一头雄狮走向拔腿逃跑的僧侣，远景中，其他僧侣也正四散躲避……画这些次要的讯息，主题不受影响，可是有意无意的闲笔、闲人，动起来，大家不觉得画面更有活趣，更有看头吗？
这样的深度透视，简直接近中国人的"旷观"：《乾隆南巡图》整个长卷，不知有多少别的人群、别的忙碌、别的精彩，除了皇帝和官兵，日光下的一切，仍在生机勃勃地发生。
画史的每次突破，起于观看（视角）
"上前一小步，文明一大步"这两句话正好讲述艺术史
绘画的核心机密不全在画法，画史的每次突破，其实起于观看（视角）。
我曾目击文革中有个将被枪毙的人绑出去游街，群众蜂拥跟随，他被摁住脑袋，却仍然斜着眼左看右看，那是他最后的权力。鲁迅描写阿Q绑缚刑场的一路张望，实在经典：死到临头啦，看什么看！但在满大街人群中，阿Q居然认出了他曾单相思的女人，名叫吴妈。托尔斯泰的安娜·卡列尼娜将要去卧轨，她在马车上不停不停往路边看，同时，满脑子胡思乱想。
胡扯这些，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说：观看本能无比顽强，理性管不住目光，眼睛不听脑袋——在阿Q和安娜的最后时刻，脑袋发出警告：我命休矣！可是眼睛不知道，只顾东张西望。
婴儿睁眼，人生开始了。人之将死，用目光和世界告别。莫奈看见了逆光，梵高看见了向日葵，塞尚看见了物体的边缘，而十五世纪的这位卡帕齐奥，忽然看见了远处走动的人。
这有什么了不起呢？谁都看见啊！没错。可是在文学中，你看见，而且写出来，是跨出一大步。在绘画中，你看见，而且画出来，也是跨出一大步。
"上前一小步，文明一大步。"这两句话，正好讲述艺术史。
美术史是个巨大的漏斗
画家和导演如何诱导观众的目光这是视觉艺术的命根子
美术史是个巨大的漏斗，太多秘密，永远遗失，被死去的艺术家带走了。
卡帕齐奥运用准确意义的透视法，永远假定你也在场，从你的位置，看出去——啊呀！远处有人游荡。并且他更敏感人物缝隙间的远处，更喜欢插入次要的讯息。他画的都是典故，但在故事主线外，他的贪婪观看，为我们留下了十五世纪的威尼斯，就像徐扬的《乾隆南巡图》并非只在歌功颂德，而是为全苏州留下了完整的肖像。
今天我们不再需要《乾隆南巡图》，也不需要卡帕齐奥。媒介会变，然而人人有眼，观看的欲望，不会变。
据电影史专家说，从美国导演奥威尔的《公民凯恩》开始，拍摄主要景别之外，摄影机收入了更多的讯息，带来新的电影语法。譬如两个人在窗内讲话，窗外正发生惊人的事——可能是谋杀，我记不清了——这一招，正是观看的意志：是啊，一切同时发生，为什么摄影机非要始终瞄准主角呢？
我不是要讲述电影，而是强调"观看的欲望"。一部电影，一幅画，是看画家和导演如何诱导观众的目光，这是视觉艺术的命根子。
那么问题又来了：当诸位大导演握着剧本、定了机位，会不会忽而走神，看见远处的闲人？